孔廟與憲政：政治視野中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從祀孔廟事務

作者：段志強

來源：《近代史研討》2011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仲春初八日乙卯

         耶穌2018年3月24日

 

 

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位年夜儒從祀孔廟，從最早的光緒二年（1876）郭嵩燾提請將王夫之從祀孔子廟廷，到光緒三十四年三人最終進祀兩廡，期間經歷了長達30 年的爭論，是晚清禮制史上的一年夜掌故。學包養故事界對此事早有關注[1]，筆者根據新發現的原始資料，又對三儒從祀的全過程進行了從頭考辨[2]，這一事務的來龍往脈已經年夜致清楚。

 

光緒二年，時任禮部左侍郎的郭嵩燾提請將王夫之從祀孔廟，為禮部尚書徐桐所格，光緒四年被內閣駁回；光緒十年，江蘇學政陳寶琛請將顧炎武、黃宗羲從祀孔廟，獲得翁同龢、潘祖蔭、孫家鼐的支撐，但禮部依然議駁，翁同龢等屢爭不得；光緒二十年，湖北學政孔祥霖轉呈在兩湖書院肄業的湖北優貢生王葆心、湖南廩生蔣鑫的呈詞，疏請將王夫之從祀孔廟，次年復為年夜學士李鴻章等會同禮部議駁。這是顧、黃、王歷次被請祀及駁回的梗概。

 

光緒三十三年（1907）正月，御史趙啟霖奏請將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從祀孔廟，次年玄月得旨，命將三儒一并進祀。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圍繞三儒應否從祀的問題惹起了廣泛的爭論，一度成為朝野高低矚目標事務，而此時也恰是清末預備立憲艱難奉行的時刻。孔廟與憲政，這兩種看上往完整沒有交集的政治文明元素，以一種非常直接的方法糾纏在一路。本文即在既有研討的基礎上，嘗試從清末政治變革的角度，進一個步驟考核顧、黃、王從祀孔廟的最后一次爭論及其被允準的深層意涵。

 

一

 

光緒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御史趙啟霖奏請將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從祀孔廟。趙啟霖事后記述說：“光緒三十有二年，詔以孔子升年夜祀……方年夜祀之命下，啟霖時在諫垣，疏請以王氏夫之、黃氏宗羲、顧氏炎武從祀。”[3]可見，促使他發起這次請祀的重要原因，是前此一年清廷將孔子祭升格為年夜祀。

 

清代延續明代軌制，以孔廟祀典為中祀。科舉軌制廢除以后，出于對經學荒廢的擔心，當局先是公布了“教導主旨”，請求“無論鉅細學堂，宜以經學為必修之科目”，同時將先儒之經注經說“編為教科，頒之學堂”，這樣“甜心寶貝包養網學生于成童以前，即以陶冶于正學”，成年以后，天然“不致漸漬于奇袤”。[4] 隨后，學部行走、刑部主事姚年夜榮奏稱：“外界之習染既深，則衛道之防維宜峻”，具體的應對手腕則是請將孔子升為年夜祀。光緒三十包養網單次二年十一月，上諭稱：“孔子至圣，元配六合，萬世師表，允宜升為年夜祀，以昭盛大。”[5]

 

在這一佈景下，趙啟霖的奏疏以保留“國學”為基礎的立論宗旨。他起首提出“時世遷變而日新，圣道昭垂而不敝”的年夜經年夜法，然后指出，“自中交際通，學說紛雜，后生昧于別擇，或至輕詆國學，自忘來源根基”，幸而“皇太后、皇上崇儒重道”，“升孔廟為年夜祀，且建曲阜學堂以樹圭臬，風聲所被，海內咸凜然于圣教之尊，其關系世道人心至遠且年夜矣”。不過年夜道之所以綿延不絕，還有賴于“真儒間出，相與昌明而培植之”，他們理應遭到后世的崇祀。國初的孫奇逢、陸隴其、湯斌、陸世儀、張履祥已經從祀孔廟，除他們之外，“另有三人焉，核其學行皆卓然無愧于從祀之典者，則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是也”。而三儒“其立品行己，皆于艱苦卓絕之中，具忠貞篤誠之操，決然以扶世翼教、守先待后為己任，其于圣賢之道，非但多所闡明，皆能躬行實踐，深刻堂奧，為后來儒者所不克不及及”，應當予以一并從祀，“以樹薄海之儀型，俾遠近聞風者咸知以希賢希圣為心，自不至叛道離經，蕩軼 于禮法之外”，實可以包養網比較“敦崇正學，維系世變”。[6]

 

趙啟霖是張之洞“保留國粹”主張的堅定追隨者，宣統元年他被錄用為四川提學使，掌管創辦了四川存古學堂[7]，他提出的從祀來由以保留本國固有學問為主是很天然的。不過，在分別稱述了三儒的建樹以后，身為理學家的趙啟霖特別指出，三儒之學對于當今時勢具有很是主要的意義，尤其是“其論著之關于政治中者，多具運量千載、開物成務之識，于本日變通損益之宜，往往懸合事理”，所以“包養網心得承學之士咸奉為斗杓岱岳，人無間言”。[8]畢竟顧、黃、王三人關于政治的著作中，哪些與當日的“變通損益”懸合，趙啟霖沒有指明，可是，此次請祀一經公布，立即引發了朝堂之上的紛紛議論，三儒思惟與清末新政的復雜糾葛也漸漸浮現出來。

 

趙啟霖是湖南人，暮年又曾擔任包養平台多年的船山學社社長，有學者據此認為，他的本意僅僅是爭取從祀王夫之，之所以也拉上顧炎武和黃宗羲，只不過是為了防止“一鄉阿好”的嫌疑。[9]這種說法能夠來源于胡思敬：“啟霖湘潭人，夙宗仰船山，欲續成[ 郭] 嵩燾未竟之志，而難于措辭，乃并援顧、黃二師長教師以請。”[10]其實不論趙啟霖的本意若何，顧、黃、王此時已經成為一個整體而被看做是清初最優秀的學者，這一點不僅在此次從祀事務中表現得很是明白，也是思惟界的廣泛共識。[11]

 

趙啟霖包養甜心網的奏疏遞上以后，朝廷按例詔由禮部議奏。禮部奏請“模仿會議政務章程”，由各部衙門開送說帖，將三儒應準應駁之處詳細說明。不久就由各部堂訴訟員等開送說帖26 件，此中主張應將三儒一并從祀者21 件，未置能否者1 件，主駁者4 件。[12]就筆者搜尋所及，除此26 件之外，陳衍[13]、胡玉縉 [14]、胡思敬[15]亦有說帖，不過只保留于作者的文集之內，應屬擬而未上。此中，陳衍、胡玉縉主張三儒應一并從祀，胡思敬則對王夫之無異議，而極力反對顧炎武與黃宗羲從祀。

 

支撐者的論述年夜致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三儒學術精純，各有根源，足以傳授道統。例如法部尚書戴鴻慈的說帖稱：“夫之神契張子正蒙之說，作《正蒙注》九卷，《思問錄》二篇，皆行于世。宗羲學出蕺山，接姚江之派，聞誠意慎獨之說，其所著《學案》為后學訪求道統之津梁。炎武生平以‘博學于文、行己有恥’二語為宗，事事皆推重朱子，其所著《日知錄》切實可行，前時議者謂國史儒林本傳篇末特識其在華陰時于靈臺觀側建朱子專祠，則隱然以紫陽明日派歸之，是亦可語于傳授道統矣。”[16]二是三儒立品持正，志節皎然，不愧崇德報功。例如都察院都御史陸寶忠，副都御史伊克坦、陳名侃聯名的說帖稱：“考該故儒生平，炎武奉母命而終身為遺老，宗羲遭親難而哭聲震年夜內，夫之易父質而遍體皆創痕，純孝卓操，卓絕今古，其足以升祔者一也。”[17]第三則是三儒的各項主張多為當時的政治改造所采納，所以他們不僅是具有精力學問的年夜儒，更是“發憲政之先聲”的政治先知。如平易近政部尚書肅親王等稱：“所論敦崇教導、停罷科舉、導達君平易近、針砭風俗、講求治標、倡導兵學、祛歷朝之蠹、增鄉亭之職，見于各該儒遺書者不勝枚舉，迄今二百余年，凡國家奉行之新政，均該故儒已發之微言，所謂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該故儒庶幾近之。”[18]

 

由于王夫之曾在光緒四年及二十一年兩次請祀被駁，顧炎武、黃宗羲也有一次請祀掉敗的先例，是以支撐者起首面對的就是若何化解此前駁回時的來由，從頭樹立三儒符合從祀標準的抽像。法部尚書戴鴻慈舉出雍正二年曾駁回韓琦請祀、而咸豐二年又予以從祀并且上諭特別指出“無違憲廟之旨”的例子，指出其緣由在于咸豐時洪秀全作亂，亟宜表揚風節之臣，而現在“當學術龐雜之際，經學續絕之交，黨派爭鳴愈甚洪逆”，不成不“示之以標準，以挽其狂瀾”，即便質之舊日議駁諸臣，也不會有所異議。[19]事實上，從事務后來的發展看，“舊日議駁諸臣”已無人參與，而舊日的堅定支撐者中卻有一位改變了初志，成為三儒從祀最年夜的阻力來源，這一點在后文將有詳述。

 

回顧三儒從祀曾遭駁回的來由，一是說他們身為勝朝遺平易近，不仕本朝，且著作中多有“悖逆之處”；二是《四庫全書總目包養網站撮要》對三人著作各有指責，瑕疵頗多；三是三人學術駁雜，不盡篤守程朱，缺乏以承擔道統。[20]對于這些問題，支撐者依然延續了此前請祀者的戰略。關于三儒的遺平易近成分，支撐者稱三儒不仕本朝，恰是其年夜節地點。陳衍認為，此前三儒之所以屢次被駁，“殆以王、黃二儒曾事魯王、桂王，炎武雖受唐王之召而未往”，其實他們與同時始終不曾包養網ppt出仕的孫奇逢、陸世儀、張履祥，以及為明殉節的黃道周、劉宗周“異跡齊心”，現在諸人均已從祀，獨有三人尚付闕如，“似于崇儒重道之至公有所未盡”。[21]胡玉縉并提出兩種官方文本，稱三人的事跡“于《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得其旁比例，又于《國史貳臣傳》得其正比例，揆諸高宗純天子之圣意，當亦默許”。[22]關于“四庫撮要”所指三儒著作的瑕疵，法部左侍郎紹昌、右侍郎張仁黼聯名的說帖稱，以前的主駁者以“四庫撮要”為準的，議準者則奉《國史儒林傳》為依歸，可是“論其書自應以‘撮要’為斷，而論其人則當以‘儒林傳’為斷”，因為對著作進行評騭，乃是“撮要”的體例使然，并不克不及作為判斷應否從祀的標準，而《國史儒林傳》則對三人稱揚備至，“稱道這般，絕無間然”，理應從祀。[23] 京畿道監察御史崇興、掌京畿道監察御史成昌、掌包養條件京畿道監察御史吳鈁、京畿道監察御史沈潛聯名的說帖亦就“四庫撮要”對三儒著作的批評進行了類似的辯解，稱“四庫撮要”幾乎對一切的著作都有批評，包含朱子自己，并無礙于朱子身任道統的位置，對于三儒亦應作如是觀。[24]而對于三儒學派紛歧，不盡篤守程朱的斷語，支撐者或稱道統廣年夜，不用盡屬統一學派，陸軍部主事裘冕群即稱，“三儒行跡或難免少殊，心術則終無歧致”[25]；或稱三儒之學雖淵源分歧，要皆歸于程朱。年夜理院正卿張仁黼、少卿劉若曾聯名的說帖就說，王夫之的《正蒙注自序》分析數千年學術源流分合異同，對于朱子推重備至；黃宗羲雖然出于陽明之學，可是暮年進修有得，“頗悟知己之非，謹守慎獨之義”，所著《孟子師說》并不全用陽明的說法，而稱朱子“致廣年夜、盡精微、綜羅百代”，可見其傾向；至于顧炎武，則援用《國史儒林傳》的話，稱其為學“一以朱子為宗”，總之三儒盡屬程朱一脈。[26]其實無論三儒的抽像經歷了何種變遷，歷來都無人將他們視作純粹的理學家，之所以朝廷之上廣泛出現這樣的言論，無非是為了遷就孔廟從祀的標準，這也說明，三儒最終得以從祀還有緣由。

 

二

 

四份主駁的說帖分別簽名理藩部尚書宗室壽耆、左侍郎堃岫、右侍郎恩順，內閣中書王在宣，禮部郎中齡昌，法部主事梁廣照。理藩部的說帖比較簡短，年夜意是說三儒生平學術“有密有疏，純駁互見，究未臻純粹以精之詣”，能夠進祀鄉賢祠已經足以表揚，無需從祀孔廟[27]，這還是延續以往駁議的論調，并無新意。梁廣照的說帖引曾國藩對于王夫之的評語“著作太繁，純駁互見”[28]，其著作中流傳最廣的《讀通鑒論》與《宋論》仍存門戶之見，持論往往過中；顧炎武的著作如《日知錄》、《全國郡國利病書》不過采摭舊聞，《郡縣論》雖銳意復古，但并不成行，只不過是一時激憤之言，“語以經濟，實非所長”；黃宗羲“學本姚江，而見理甚淺”，所輯《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瑕疵甚多，尤以《明夷待訪錄》的《原君》、《原臣》兩篇“于《孟子》、《公羊》妄加附會，語多流弊”，所以“其定名雖比于箕子，而立志實托于殷頑”。總之，三儒“質兼狂狷而學養未純，運值顛危而情懷多郁”，談不上是醇儒，不宜從祀。[29]

 

概況看起來，梁廣照對三儒的負面評價依然是在延續過往的官方意見，尤其是“四庫撮要”的見解，如他說顧炎武“語以經濟，實非所長”，顯然就來自“撮要”對《日知錄》的評語：“（顧氏）生于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于時事，慨然以復古為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30]，所分歧的只是他提到了清末才廣為流傳的《明夷待訪錄》，但也僅僅提到其書“語多流弊”，并沒有繼續深刻，而在齡昌的說帖中，就明確指出該書的“流弊”地點。

 

齡昌起首提出，三儒的學行都有補于“學術世道”，予以從祀本來應無愧色，可是從祀年夜典并不克不及僅僅以學問德性為依歸，更要考慮時勢的遷移，權衡先賢學說對世運的影響。現在“異說橫流，歧學并起，中外人士每援盧騷、孟德斯鳩論著，不曰平權，則曰不受拘束”，西人學說流傳于官場，害莫年夜焉。《明夷待訪錄》中的《包養妹原君》、《原臣》諸篇雖然“與六經年夜旨不甚背馳”，可是“無如人心獵奇，動引興朝巨子與法蘭西亂世之儒相提并舉……好名不失意之流且借三儒著作若《待訪錄》等類，視為奇貨，起辨言亂政之階。”[31]這里所謂的“辨言亂政”，放在當時全國士平易近上書請求速開國會，國會請愿運動正如火如荼的語境中，顯然是實有所指的。不過，齡昌僅以《明夷待訪錄》一書為由，就否認顧、黃、王三人的請祀，顯然有些以一概全。比擬之下，王在宣的說帖就表現的更為周全且深刻。

 

王在宣認為，三儒立品行己，艱苦卓絕，本無可議，但其學術則不無缺點，揆之先儒，遠勝子云[ 揚雄] 而尚不及荀子，以孔孟程朱之學衡之，均難免不精不詳之譏。于王夫之，稱其說經之書“議論過火，多馳驟縱橫之辭，少優游戰爭之致，乃有言者之言，非有德者之言”，史論則“好昭雪而不得其平，逞異論而不軌于正”；于顧炎武，稱其“為學懲明季之弊，矯枉過正，有效無體，正人譏之”，且耽于考據，疏忽心性之學，“論風俗禮教則愷切詳明，言生命一貫則含混影響”。王在宣于黃宗羲最為反對，稱其“所著《明夷待訪錄》開首《原君》一篇，實與西儒盧騷《平易近約》、孟德斯鳩《法意》二書所論不謀而合，故講新學者多稱之，最易為反動黨所捏詞”，并對《原君》一篇幾乎逐句批駁，稱現在新學風行，黃宗羲為當世所推許者以此書，將來“正學昌明”，黃宗羲將為后世所詬病者亦以此書，如《原君》篇所謂“無君則人各得無私，各得自利”，假如照此行事，“吾恐平權不受拘束之習成，反動流血之禍作，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豈不成為冷心也哉”! 至于該書其他篇章，雖然談論政治“洞明短長，言言痛切”，可是假如“推之事實，亦多窒礙難行，流弊甚年夜”。[32]

 

在反對者的眼中，三儒從祀決不僅僅是禮制上的爭論，也非純粹的學術來由可以決定，它起首是一個政治事務，既關乎當時的政治走向，亦將反應出朝廷的政治目標，所以必須穩重。胡思敬的論述供給了一個最直接的例子。

 

胡思敬只反對顧炎武與黃宗羲，他稱三儒“講學之宗派分歧，立言之旨趣又異”，可是仔細推尋下來，則“夫之年夜純而小疵，炎武年夜疵而小純，宗羲純者無幾，其疵者洸洋自喜，不恤其言之過高，遂釀成本日學術人心之年夜患”。對于顧炎武，他惜其“意見太偏，力主破壞紛更，拾永嘉之緒余，陰蹈王荊公、樸直學之故轍”，《日知錄》等書“食古未化，往往見小利忘年夜害”，可是，顧氏的思惟卻在其時正在進行的官制改造中年夜行其道：“炎武言之最謬者，如廢銓法、棄律例、復藩鎮、罷關防，雖至愚極陋，知其必不成行，而其言之貌同實異者，欲設鄉官，復兩漢三老嗇夫之職，廢監司牧伯，專任守令，破一切用人資格，凡僚屬皆由本官擅自辟召，本日編制諸公執逝世方以醫活病，欲盡如其言以行，國有狂泉，禍至無日。”[33]

 

“本日編制諸公”，所指便是負責編訂新官制的編纂年夜臣與編制館諸委員。新官制的編訂深受處所自治思惟的影響，而顧炎武以其“寓封建于郡縣之中”的主張一貫被認作處所自治思惟的中國源頭之一。胡思敬對于預備立憲最基礎反對，認為憲政是“高低相互劫制之道”，其結果必定是“爭競之禍愈烈，苛虐之害愈深”，預備立憲之后，“盈廷聚訟，舉國若狂”，以致于“內交際訌，國勢彌留”，實在是“年夜亂全國之道”，他甚至請求“撤消九年預備清單，停辦新政”。[34]他對刊定官制反對猶力，曾專門上奏指陳官制改造的弊病，稱這種改造“誤信讆言，仿東西洋規制，不設吏曹，悉閉幕其權，倒柄而授之督撫”，將會導致皇帝掉權，“號令不出于一城，不待四鄰朋分，已成支離破裂之區”的局勢，並且“資格一破，人人有僥幸之思”，維新黨派就可以趁機竊奪利祿，占取權位。總之，官制改造“破壞會典，銷毀則例，一切以意為之，蕩然無復限制”，不至于全國年夜亂而不止。[35]

 

對于黃宗羲，胡思敬直斥為“雜霸之學”，《明夷待訪錄》“圖窮而匕見，揉箠而罵主人，情非得已，意實無聊……故作此詼奇詭譎之辭，以開后代反動流血之禍。”針對《明夷待訪錄》請求減輕相權的《置相》一篇，他說：“莽、操受千古唾罵，后世奸雄，窺伺神器，多懾于名分而止，而宗羲曰：‘皇帝往卿一階，宰相而攝皇帝，不殊于年夜夫之攝卿’。惟名與器，不成以假人，胡惟庸、嚴嵩之禍，明人所切齒也，而宗羲曰：‘生殺予奪，當出自宰相’。”[36]這種說法的背后，是預備立憲中關于應否設置內閣總理年夜臣的爭議。在這場爭論中，胡思敬主張保存軍機處，因為包養一個月“軍機處不設定員，同堂議事，無論官職崇卑，不相統攝”，假如設立總理年夜臣，統一處理政務，那么無論是用親藩還是滿漢年夜臣，“皆可恣睢自擅，竊弄權柄，啟奸人窺伺之漸”，日后必定釀成japan(日本)幕府將軍之局。[37]

 

新官制的編定在光緒三十二至三十三年，此中處所官制在三十三年蒲月二十七日正式公布，而各部呈遞說帖議論三儒從祀是在三十三年的春季，恰是在新官制爭論最為劇烈的時候，是以，政治改造的爭論投射到先儒從祀議案中也就是很天然的工作了。

 

除了新官制的爭論，開國會也是預備立憲中惹起廣泛爭論的嚴重關節。胡思敬對于國會同樣深惡痛絕，他說：“立憲之法，以位予君，以權予內閣，君不負責任，責在總理年夜臣，又設國會以監督之，會黨尋隙相攻，總理輒引身而退……正人而充議員，黨孤力怯，將屏息而不敢出聲，君子而充議員，上藉抵禦官長之力，即下可魚肉鄉愚。”[38]胡思敬認為，朝廷對于日甚一日的國會請愿風潮處置不力，只是“設為淟涊之詞以相籠絡”，他請求“明降諭旨，宣明國會以下劫上，長奸墮威”，以后凡有瀆請召開國會的，“付所司按治”。[39]既然這般，那么胡思敬對黃宗羲“公長短于學校”的主張持強烈的反對態度也就絕不為怪了。他引《明夷待訪錄·學校》篇“皇帝之所是未必是，皇帝之所非未必非，皇帝亦遂不敢自為長短，而公其長短于學校”的話，稱“本日內外學堂，電奏絡繹，淆亂國是，干預政權，遂援此為口實”；又引《原法》篇“吾無全國之責，則吾視君為路人”的話，稱“本日虛無黨派，藐視君親，同等不受拘束，不受羈絆，遂據此為正義”。不僅這般，在梁啟超掌管《時務報》的時候，“世推為南雷再出”，顯見黃宗羲才是“康梁亂黨”的始作俑者，此時假如將其從祀，“海內黨徒或疑廷臣倡導異學，囂張飛揚，將益肆然無忌，此豈朝廷福哉”！[40]

 

對于這種將政治異議歸于三儒影響的說法，支撐者天然不克不及無辨。年夜理院正卿張仁黼、少卿劉若曾的聯名說帖稱，反對者“以本日中交際通，學說龐雜，鍛煉傅合，歸獄前賢”，這與因康梁而罪及《公羊》者統一見解，都是故為苛論[41]；掌江蘇道監察御史貴秀、掌安徽道監察御史宗室瑞賢、掌安徽道監察御史葉在琦的聯名說帖委婉地說，三儒的政治構想“皆具有次序遞次施設之方，分歧乎治絲而棼，操切而反害事者”。[42] 章梫的說法最為透徹，他說，有人謂現在的種族之說發于王夫之的《黃書》，其流為反動排滿，平易近權之說發于黃宗羲的《明夷短期包養待訪錄》，其流為同等不受拘束，其實《黃書》只不過是懲明弊病，規畫治世之年夜綱，并無所謂反動之語；《明夷待訪錄》則以《孟子》、《周禮》為根據，以糾正季世驕君諂臣之掉，更無所謂平權不受拘束，但凡反動排滿、平權不受拘束等語，皆“中國淺人略涉東西國一二家之學說，如染狂毒，如飲鴆酒，不自知其身之存亡，并未嘗窺見船山、梨洲之書”，假如能夠略讀船山、梨洲之書，“忠愛之心油然興發，豈復有反動平權等事乎”？[43]

 

綜觀這些說帖，支撐者實際上腹背受敵：既要面對以前歷次請祀被駁回時所遭到的批評，此中包含來自官方思惟權威如“四庫撮要”的負面評價、三儒始終未與清廷一起配合的遺平易近立場、并不具備傳統意義上的“理學家”成分等等，又要面對清末政治形勢下產生的新問題，亦即三儒的不少論述與傾向（如王夫之的排滿、顧炎武的郡縣論、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等）已經成為改革派的理論資源，無論是主張君主立憲還是主張反動者，都以三儒為宣傳旗幟。在這種形勢下，支撐者要把三儒送進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焦點符號的孔子廟廷，面臨的阻力是非常強年夜的。可以說，光緒末年的這次顧、黃、王從祀爭論，從一開始就脫離了學術思惟的軌道，而成為政治交鋒的跑馬場。

 

三

 

禮部收到說帖之后，先由左侍郎張亨嘉草擬覆奏稿。此稿根據多數說帖的意見，同時也是張亨嘉本身的主張，建議將三儒一并從祀。張亨嘉所擬的奏稿羅列了說帖中提到的各種支撐來由。在他的筆下，三儒雖然是明代遺平易近，但他們都“隱然欲以待圣人之興”，並且其主張多為清代所用，特別是“近時新政設施，如崇教導、尚兵學、罷科舉、通君平易近、重宰相、設鄉官諸年夜策所為，甄擇各國已行之效者，三儒實已先言之”。可是，他回避了三儒著作與反動思惟的關系這個“敏感話題”。奏稿擬定以后，張亨嘉請年夜學士張之洞為之修正潤色，張之洞增添了200 余字，特別提到“三儒秉性忠貞，實足辟亂黨無君之邪說”，算是對相關質疑包養網ppt的一點答覆。不意，奏稿包養dcard剛剛擬定，張亨嘉丁母憂往官，這個稿子就被擱置了下來。[44]

 

張亨嘉往后，禮部另由儀制司郎中吳國鏞擬稿。吳國鏞的擬奏非常冗長，竟達8000余字，對三儒著作詳加援用，條分縷析，主張請祀顧炎武、王夫之而駁回黃宗羲，并對黃氏著作一一指責，尤以《明夷待訪錄》中《原君》、《原臣》二篇分歧君臣年夜義，幾乎逐句批駁，結論是黃宗羲“學問之駁、著作之謬，一至于此”。可是，這篇擬奏在禮部就沒有通過，禮部右侍郎郭曾炘為之年夜幅刪改，不僅將擬奏中對王夫之、顧炎武晦氣的詞句刪往，語氣也改得較為和緩，更將指斥《明夷待訪錄》的3700余字進行刪汰，改稱黃宗羲雖然年夜節無虧，不過“立言間有純駁”；雖然《原君》等篇的本意只不過是“危言悚論，藉以儆告后來”，只是生怕“口實相貽，或至以辭害意”，是以將駁斥黃宗羲從祀改為請旨定奪。[45]

 

當這個稿子終于在禮部通過，依照法式送到內閣會議的時候，卻發生了始料未及的變化。禮部的覆奏應由年夜學士、各部及都察院會簽，會簽當日，吏部尚書陸潤庠、郵傳部尚書陳璧、都察院副都御史陳名侃已經“畫諾”（46），而三位軍機年夜臣——年夜學士世續、張之洞及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卻忽然來到內閣，并且出示了一份說帖，宗旨是說《明夷待訪錄》年夜旨本于《孟子》，不應當據此黜其從祀，從而強行中斷了會簽，禮部的覆奏也就以這種極不尋常的方法被否決了。[47]

 

這份對于三儒從祀極為關鍵的說帖是由張之洞所擬，摘取了《明夷待訪錄》中最為反對者詬病的幾條，附以《孟子》書中的類似議論，以證黃宗羲并非自出機杼、非圣無法。由于它觸及到清末政治改造的某些嚴重理念，又出自重臣之手，值得全文援用在此：

 

《孟子》七篇言君平易近新聞之理最詳，梨洲《待訪錄》“原君”、“原臣”二篇實本《孟子》，今為比附之如左：《孟子》曰：“平易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邱平易近為皇帝。”梨洲謂：“古者以全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全國也。今也以君為主，全國為客，凡全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 《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梨洲謂：“今也全國之人怨惡其名，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又曰：“貴戚之卿，君有年夜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梨洲謂：“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欲，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太監宮妾之心也”，又謂：“吾無全國之責，則吾在君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全國為事，則君之仆妾也，以全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48]

 

概況上看，這只是兩部書籍中類似言論的簡單比附，可是細究起來，這份說帖所傳達的信息卻要復雜得多。《明夷待訪錄》的表述之所以被追溯到作為儒家經典的《孟子》，乃是因為清末的政治改造與黃宗羲的某些主張有著共通之處，而關于黃宗羲應否從祀孔廟的爭論，也就轉變為清末立憲對君平易近關系的重塑在儒家思惟的體系中能否具備符合法規性的問題。更為復雜的是，清末立憲運動并非由中國固有思惟資源所引發，其直接觸因乃在于東方政治思惟與政治軌制的傳進，而這種外來思惟導致的政治變革起首“激活”了與之最接近的《明夷待訪錄》等書，又進而從頭解釋了中國思惟中的焦點文本，陳舊的經典再一次成為新思潮的保護色。

 

曹元忠在為張之洞的這份說帖所加的按語中，屢次稱“梨洲之言尚較孟子為婉”，“孟子土芥寇讎之說……以梨洲較之，其辭為巽矣。”[49]其實黃宗羲比擬于孟子來說，決不僅是辭氣劇烈與否的問題，《明夷待訪錄》中所表達出來的新的君平易近、君臣關系，實際上是對孟子平易近本思惟的具體化與推進，而清末所要樹立的憲政框架下的君平易近、君臣關系，以權力而非品德為其最基礎，已經完整超越了儒家的范圍，與黃宗羲的設想又不雷同。可是，在張之洞這里，憲政與儒家政管理想不僅并無沖突，甚至是順理成章的發展趨勢，顯示出二者在政治實踐中的對接能夠。

 

張之洞的很是之舉既表現了他推動黃宗羲從祀孔廟的決心，更可借此窺見，他將清末立憲所試圖創造的新型政治形態，懂得為恰是樹立在儒家強調君臣共治、王權為平易近的思惟脈絡的基礎之上。這條線索來源于中國文明的包養心得構成時期對于政治標質的懂得，孟子、方孝孺、黃宗羲等人都可算作這一脈絡中的人物。[50]與此相對應的，則是較為強調皇權的權威、主張君主絕對權力的一系，這一系由于獲得政治權力的支撐而長期占據優勢，例如延續已久的關于“湯武反動”的爭論，就是這兩種思潮交鋒的表現。事實上，在關于黃宗羲從祀的爭論中，“湯武反動”依然是一個主要的觀念符號，中西政治觀念的交鋒被直接轉化為儒學內部陳舊的爭包養站長論，這不克不及不說是近代思惟史上的戲劇性一幕。

 

由于三位重臣的反對，禮部的奏稿被否決，發回重擬，顯然應以三儒一并從祀為言。禮部尚書溥良將這件辣手的差事交給了時任禮學館編纂的曹元忠，一來因為溥良乃是曹氏的座師，二來曹氏素以精研禮學著稱，當能勝任。

 

可是，這時年夜學士孫家鼐卻昌言于眾，極力反對黃宗羲和王夫之從祀。本來，在光緒十年陳寶琛發起的對顧炎武、黃宗羲的請祀中，孫家鼐屬于主從的陣營，還與翁同龢、潘祖蔭等人聯銜上疏請求將顧、黃從祀[51]，此時的態度卻發生了截然的轉變，而依照定規，覆奏又須年夜學士領銜，禮部夾在中間，擺佈為難。不得已，本預計將三儒一并從祀的曹元忠只得在詳細開列了三人的事跡及學問出處之后，請將顧炎武予以從祀，而包養俱樂部對黃宗羲、王夫之未置能否，請旨裁示。這樣，禮部的此次覆奏實際上比被張之洞否決的那次更退了一個步驟。

 

禮部的覆奏起首以清朝本身的文明政策化解了三儒的遺平易近成分問題，稱清朝“向不以語言文字罪人，豈有轉設文網以繩前朝遺老”？其實此時三儒曾經的反清歷史早已不是問題，相歸正是到了危亡關頭而需求表揚名節的時候；但覆奏之所以這樣措辭，只不過是事前探聽到孫家鼐能夠會以此為捏詞反對從祀罷了。[52]關于黃宗羲、王夫之請旨定奪的來由，覆奏稱：“夫之所著《黃書》，其《原極》諸篇既托旨于《年齡》，宗羲所著《明夷待訪錄》，其《原君》、《原臣》諸篇，復取義于《孟子》，狃于所見，似近過火……恐學子昧于論世知人，將以夫之、宗羲為口實。”既提出對二人從祀的擔心，但同時又聲明他們的著作不過本于《孟子》與《年齡》這樣的經典，覆奏的傾向性是很明顯的。不唯這般，覆奏特別指出三儒著作已經廣為流傳，朝臣所作說帖又年夜都主張予以從祀，顯見公論地點。在立憲的佈景下，覆奏提出“長短聽諸全國，固見公論于人心，予奪出于朝廷，尤待調和于宸斷”，就有了將“公論”與“宸斷”對立起來而逼朝廷就范的意味。[53]

 

不過，覆奏中的后退并不代表“主從派”的屈從，他們的戰略是將爭論延后，直接交由最高權力決定，以便張之洞等重臣可以從中“操縱”。

 

四

 

此時三儒從祀的最年夜阻力來自孫家鼐。禮部的覆奏擬定之后，為孫家鼐所聞，他隨即作說帖封送禮部，盼望禮部能夠駁回黃宗羲、王夫之，禮部尚書溥良以奏稿經博采眾議而成，未便更張，建議：“如中堂別有所見，盍另折言之?”[54]孫家鼐決定將說帖改成奏疏，并于禮部覆奏之日同時遞上，“主從派”亦隨即跟上。于是，在光緒三十四年的玄月一日，六份奏折同時送到慈禧的眼前，此中包含禮部的覆奏，孫家鼐反對顧炎武、黃宗羲從祀的奏折，以及四份極力主張應予從祀的奏疏，一份出于禮部左侍郎郭曾炘，一份出于協理京畿道監察御史徐定超，一份出于掌陜西道監察御史吳緯炳，另一份則由學部左侍郎嚴修、學部右侍郎宗室寶熙、署郵傳部左侍郎吳郁生、年夜理院正卿定成、年夜理院少卿劉若曾五人聯合簽名。

 

禮部的覆奏為何選擇在此時上呈，尚無直接的文字可以考索。可是，覆奏距離趙啟霖上奏請祀三儒已經過往了一年半而有余，各部院衙門的說帖也早在前一年的春季就已經送到禮部，雖然后來禮部的奏稿經過了幾次改寫，可是拖的時間也不應這般之長。非常惹人注視的是，就在禮部覆奏的一個月之前，清廷剛剛頒布了《欽定憲法年夜綱》。無論朝野對這部“準憲法”都有什么樣的聲音[55]，三儒從祀的正反雙方選擇在這個時候展開最后交鋒，顯然與這種政治佈景有直接的關系。

 

孫家鼐的奏疏仍引《明夷待訪錄》反對“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六合之間”的話，指黃宗羲“總以湯武反動為分所當然”，可是“孔子一部《論語》，數稱堯、舜、泰伯、文王，而湯武之事未幾見”，並且還說過“三分全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的話，可見孔子對湯武反動本有微詞。孫家鼐更進一個步驟說，“黃宗羲既以湯武反動為臣平易近應盡之義務，其流弊不成勝言”，必定會“啟奸雄窺竊之心，長陋儒浮囂之習”。[56]“以湯武反動為臣平易近應盡之義務”一語顯得非常僵硬，但所謂“臣平易近應盡之義務”的說法顯然是從《欽定憲法年夜綱》對臣平易近權利義務的明文規定而來。

 

孫家鼐對立憲并未昌言反對，可是認為在國勢衰敗之時，不宜更張。他在廷臣討論能否應當立憲的會議上說：“此等年夜變動，在國力強盛之時行之，尚難免有騷動之憂，今國勢虛弱，以予視之，變之太年夜太驟，實恐有騷然不靖之象”，建議先“格其叢弊太過諸事，俟政體清明，以漸變更，似亦未遲”。[57]可是，他又被派充為資政院總裁之一[58]，而資政院在清廷的構想中，是以后召開議會的基礎，對于當時社會上請求速開國會的請愿，他的體會必定很深。[59]

 

從支撐者的奏疏中可以看出，他們已視孫家鼐為最年夜的論敵。徐定超的奏疏特別提出，孫家鼐在光緒十年曾經贊同過顧、黃從祀，“何故前后之言如出兩人”? 又說“孫家鼐所謂恐有流弊者誠難免于過慮”[60]，可見主從者陣營必定經過充足的準備，并且是有組織的反擊。

 

與此前爭論雙方的論述分歧，這次最后的對決已經不再以“道統”、“傳經”等從祀孔廟的傳統標準為言，甚至也較少觸及學術問題的評價，雙方爭論的焦點完整集中到三儒學說與政治變革的關系，尤其集中于《明夷待訪錄》在憲政中的地位問題。學部侍郎嚴修等為黃宗羲、顧炎武辯護的奏折衷說：“近時新政多所更張，以二儒之遺書證之，包養管道如尚兵學、崇教導、罷科舉、通軍平易近、重宰相、用辟召、破資格、設鄉官、復兩漢三老嗇夫之職，所謂甄采各國之良規者，二人實先言之。”[61]嚴修屬于積極奉行憲政的一派。同樣是“復鄉官”，同樣是“重宰相”，他認為是黃、王應予從祀的根據，胡思敬則以為是二人的缺點地點，雙方在從祀問題上的立場本源于其對于新政的分歧態度，于此昭然若揭。

 

不過，嚴修等的奏折重要是為黃宗羲、王夫之二人辯護，他們所列舉的“國家奉行之新政”，未必滿是“故儒已發之微言”，至多如王夫之就從未說過要“罷科舉”，而“設鄉官、復兩漢三老嗇夫之職”也重要是顧炎武的主張。這里綜合了顧、黃、王三人的學說，將三人當成了一個整體。這種一概而論的籠統說法，反應出三儒之間的區包養網站別逐漸含混，他們各自的具體學說若何已經并不主要，三人被當作“一體”來對待，配合構成了新興政管理念的歷史符號。

 

不過，三儒的這種抽像并不是由朝廷樹立起來的，而是在清末政治變革的過程中，趨新士人結合傳進的東方政治思惟，對三儒著作進行從頭闡發而逐漸構成的。以上朝臣的議論表白，即便是“體制內”的人士，也在與政治對手分送朋友著同樣的思惟資源和符號體系。是以，執政臣中也會出現這樣的議論：“（顧炎武）師長教師高低古今，具絕年夜學問、絕年夜經濟，實開光緒以來變法之原，而尤合立憲之精意。”例如顧炎武曾說：“圣人者用全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全國治。”又說：“世之正人，必曰有公而無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訓。”這就是所謂的“欲求私德，必先養成私德者”。顧炎武還說：“‘全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茍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故盤庚之誥曰：‘包養網VIP無或敢伏君子之攸箴’，而國有年夜疑，卜諸百姓之從逆”，還說過“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全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這就是所謂的“國民得與參政權”。[62]顧炎武的“學問”、“經濟”被用公與私、專制與憲政這些時代概念從頭解釋，于是顧氏自己也就成了符合“立憲之精意”的“立憲派”。

 

同樣，禮部侍郎郭曾炘將《明夷待訪錄》的思惟與矯正專制的精力聯系起來，指出兩者其實若合符契：“黃宗羲所著《明夷待訪錄》‘原君’、‘原臣’二篇，年夜旨謂為君者不當視全國為產業，而以年夜利無私；為臣者不當躋身于仆妾，而以退役為務。其言近激而其理實至精。蓋平易近為國本，立君所以為平易近，臣亦佐君治平易近者……秦漢以降，惟務專制，君驕臣諂，平易近怨罔伸，是以治日少而亂日多。”[63]矯正秦代以后專制之掉本是預備立憲的題中應有之義，同時，漢族年夜僚如張之洞、袁世凱等熱心于立憲，也確實有擴張臣下、處所權力以限制君權的內在動包養軟體機。

 

必須要留意的是，即便是積極推動立憲的權要派別，也不成能贊同反動，所以支撐者在指出三人思惟合于立憲精力的同時，也特別強調他們與東方學說的差異。如嚴修奏稱：“近年有一種反動之袤說，乃略涉東西文者所剿襲，實未一見宗羲之書。”[64]在支撐者的論述中，三儒的學說既有助于當代之新政，又無悖于禮教之來源根基，所謂“博通時務，而實契合道心”[65]，對于等待既能完成政治變革、又不至惹起社會動亂與文明淪喪的執政者來說，恰是最合適的選擇。所以，他們盼望能夠將三儒從祀孔廟，樹之風聲，以表白立憲之決心，同時也預防反動的流弊。

 

雖然朝臣議論紛紛，無所適從，最終的決定權仍緊緊把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所以支撐者的重要任務，就是說服慈禧在“群言淆亂”的情況下宸衷獨斷，以釋群疑。他們提出的重要來由，就是假如否決三人從祀孔廟，將使全國以為朝廷宣布預備立憲沒有誠意，助長反對立憲的聲音，對憲政的奉行極為晦氣。郭曾炘說得很清楚：

 

邇者綸音迭下，憲政綱要次序遞次頒行，君上有統攬之治權，臣平易近亦有各盡之義務，務掃歷代沿襲之弊政，建萬世一系之洪基，該故儒所謂三代可復者將驗于本日……似不宜拘牽俗論，以議禮聚訟之故，而有出令反汗之疑，于憲政前程致多阻礙。[66]

 

就是說，三儒可否得以從祀，與朝廷能否真心奉行憲政年夜有關系。其時，對于憲政、憲法，朝堂之上的反對之聲既不絕于耳，江湖之中的抨擊之詞又甚囂塵上，這時假如將學問、經濟與憲政各端若合符契的顧、黃、王三儒從祀孔廟，奉上神壇，必定可以“渙釋群疑”，表白朝廷立憲之決心，這也是三儒最終得以從祀孔廟的直接動因。

 

根據同時人的記述，這些奏折遞上以后，“慈禧遍覽各折，意不克不及決，乃獨召詢張南皮。南皮堅請斷自宸衷，準予從祀，至是議始定。”[67]看來，三儒最終得以從祀，張之洞在此中起了關鍵性的感化。于是，就在正反雙方交章爭論的越日，上諭：“禮部會奏遵議先儒從祀分別請旨一折，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均著從祀文廟。”[68]

 

這道諭旨不單簡潔得無以復加，並且并未明發，只是以“交片”下禮部，可謂輕率已極。時任軍機章京的許寶蘅在日記中說：“舊日此種從祀視為至重典禮，均系明降諭旨，今乃僅以交片下禮部，殊非故事。”[69]以往的此類上諭，都要先簡述一下先儒的成績，列舉從祀的來由，這次之所以全都避而不談，很能夠是因為爭論太年夜，朝廷未便表態的緣故。但于三儒的學術操行完整不置一詞，確實分歧乎此類諭旨的體例，無怪乎遭到胡思敬的譏刺：“以這般巨典，只以二語了之，全國讀詔書者不知其所以從祀之故，頗疑三師長教師之配食，頗似晚世人才保薦得官也”。[70]

 

但三儒從祀與立憲有關，當時即有論者觀察及此。《東方雜志》在報道此事之后評論說：“觀王、黃之必待請旨，知部臣于《原君》等篇不無惴惴，樞府竟贊成之，立憲前程，影響在是。”[71]執筆寫下這段評論的，恰是日后奠定中國明清史研討的孟森師長教師。[72]

 

結論

 

三儒從祀孔廟12 年后，前清禮部侍郎郭曾炘收拾舊篋，發現了當年他為此事上奏的疏稿，有感于中，發而包養價格為詩。他先稱“梨洲倡平易近權，船山區種族，匹夫任興亡，亭林志尤卓”；又回憶當初從祀時的爭論：“禮官議從祀，抗疏紛抵觸”；以及本身的態度：“吾獨不謂然，反復再補牘”；接著以“魏公始扶漢”一句以曹操喻尚為清廷效率的袁世凱，“杜斷破群疑”則以杜如晦喻堅持應將三儒從祀的張之洞，證實了當日請祀獲得了兩人的支撐；可是，三儒從祀一個月以后，光緒與慈禧相繼逝世往，三年后辛亥軍興，“詔墨猶未干，嗚呼舊社屋”，所包養留言板以不僅三儒“豚蹄何足歆”，並且“煌煌宣尼宮”也“行見茂草鞠”，令作者泫然淚下。[73]

 

郭曾炘的感歎也許只是遺老對逝往歷史無可何如的追懷，可是以從祀先儒來拯救危局的設想確是清廷的一廂情愿。盡管這般，我們仍不克不及不承認，顧、黃、王得以從祀兩廡，乃是當局中頗具時代目光的人士試圖對意識形態的神殿作出從頭設定以適應并推動新的政治變革的盡力。

 

顧、黃、王三儒的從祀是孔廟歷史上的異數。他們在理學上多有建樹，但都不是純粹的理學家。盡管顧炎武（有時也包含黃宗羲）被清代考據學追認為樸學的開創性人物，可是他們也不是單純的考據學家，并且，宋代以后的考據學者也從來未被從祀孔廟。他們的學術廣博龐雜，特別是對許多“敏感”的政治問題都有本身鮮明的主張，更主要的是，這些主張被清末請求政治變革的人士（無論執政還是在野）所汲取，他們也就在兩百多年以后成為士人的新偶像。他們不是單純的學問家，在天崩地解的易代之際有著本身的政治尋求。作為勝朝遺平易近，他們對新政權始終堅持分歧作的態度[盡管具體行跡容有分歧] ，并把對異族統治的憤激之情化為對社會問題的獨特見解，所以他們既經常被“忌諱”，也不難被“樹立”。

 

孔廟是意識形態的最高神殿，在它所代表的“道統”與政治權力之間，有交集，有爭奪，也有屈從。在顧、黃、王從祀孔廟前后所經歷的30年中，出現過對他們能否可稱“傳經衛道”的質疑、對他們政治立場的避諱、對他們背后所代表的處所勢力的警戒、對士人輿論的壓制等等，可是形勢的變化逐漸超出了這些阻礙的原因，最終將這三位新型偶像的神位送進兩廡。單就他們從祀孔廟的歷程來看，在傳統的框架之下——無論是傳經還是衛道、無論是漢學還是宋學、無論是學問經濟還是躬行實踐——他們都分歧乎從祀的標準，也是以被屢次駁回。可是，到了光緒末年的最后一次請祀，整個的政治和思惟氛圍已經達到了衝破傳統的臨界點，這時三儒才獲取了最高統治者的認可。

 

清廷宣布預備立憲，是近代中國政治史上最主要的事務之一，可是無論當權者，還是普通權要及士人，對于清廷立憲的誠意和前程都有諸多疑慮，還有不少人或許出于學術立場、或許出于好處驅動，對立憲及其他各類新政辦法持反對態度，改造遭受了來自各個標的目的的阻力，處于輿論的漩渦之中。立憲的掌管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對代表新型政管理念的先儒進行表揚，有助于表達當局對于奉行憲政的誠意，有助于打消各類異議人士對政治改造的疑慮。而顧、黃、王三人在晚清的抽像恰好樹立在其政治主張的基礎之上，這些主張又被解釋為與某些傳進的新思惟“暗合”，甚至被當作中國早有此類思惟的明證，是以三儒的從祀也就被認為是政治變革的表征了。

 

可是當時社會形勢的復雜不容這樣的簡單邏輯發失效力。在奉行立憲者的眼中，三儒當然是立憲派，但是在傾向反動者的眼中，三儒卻是不折不扣的反動者；在統治階層之中，孔廟還是思惟權威的象征，但是在趨新的士人中間，已經逐漸開始構成別的的、譜系也加倍復雜的神殿。將三位“新神”強行塞進“舊廟”，雖然當事者有其內在的邏輯，但他們所針對的“目標人群”的思維方法已經不在原來的軌道上了，所以最終的結果只能是事與愿違。郭曾炘詩中所謂“邈矣三師長教師，遺書孰觀看”并不克不及懂得為三儒的著作真的掉往了讀者，而是人們已經不再以從祀時的目光對待顧、黃、王了。

 

即便這般，我們仍可以從這個案例中看到，在面臨政治巨變的時候，意識形態的象征可以調適到何種水平，甚至被寄予了推動新型政治體制順利展開的希冀。進一個步驟說，傳統的思惟資源自有其自我更換新的資料的才能與愿看，政治變革的掉敗也許更多地要從政治層面尋找本源，而非一味歸咎于思惟與文明的歷史傳統。

 

【注釋】

[1]何冠彪：《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進祀文廟始末》，《明清人物與著作》，噴鼻港圖書出書公司1996年版； 戶華為：包養犯法嗎《晚清社會思惟變遷與圣廡的最后表演———顧、黃、王三年夜儒從祀風波探析》，《社會科學研討》2005年第2期；秦燕春：《晚明三大師從祀兩廡始末考》，《中國文明》第24 期，2007 年5 月； 陳勇勤：《光緒間關于王夫之從祀的爭論》，《船山學刊》1997 年第1 期；戶華為：《船山崇祀與近代湖湘處所文明建構》，《湖南年夜學學報》2003年第6期。

[2]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從祀孔廟以后，親與其事的曹元忠應用在禮部任職之便，盡搜與此事相關的文件，編為《三儒從祀錄》4卷，現存手本躲復旦年夜學圖書館。關于《三儒從祀錄》的內容、編纂及流傳情況，以及筆者關于此事的考證，見段志強《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從祀孔廟始末新考》，《史學月刊》2011年第3 期。

[3]趙啟霖：《重建湘潭學宮記》，《趙瀞園集》，岳麓書社1993 年版，第42頁。

[4]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5冊，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5493—5494頁。

[5]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5冊，第5606—5607頁。

[6]趙啟霖：《請將三年夜儒從祀孔廟折》，《趙瀞園集》，第4-5頁。

[7]參見羅志田《清季保留國粹的朝野盡力及其觀念異同》，《近代史研討》2001年第2期； 郭書愚：《四川存古學堂的興辦進程》，《近代史研討》2008年第2期。關于此次從祀事務中的“國粹”論述及其內涵，筆者擬另文討論。

[8]趙啟霖：《請將三年夜儒從祀孔廟折》，《趙瀞園集》，第5頁。

[9]陳勇勤：《光緒間關于王夫之從祀的爭論》，《船山學刊》1997年第1期。

[10]胡思敬：《國聞備乘》第3 卷，“三師長教師崇祀”條，1924 年南昌退廬刊本，第14頁。

[11]關于從祀事務之外有關三儒合稱的考核，見何冠彪《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合稱清初三年夜儒考———兼說清初四年夜儒及五年夜儒的成員》，《明清人物與著作》； 夏曉虹《明末“三大師”之由來》，《眺望》1992 年第35期。

[12]這26 件說帖的原文俱見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2、3 卷。認為可以將三儒從祀的21 份說帖的簽名分別是：（1）吏部（吏部尚書陸潤庠執筆）；（2）平易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左侍郎毓朗、右侍郎趙秉鈞（平易近政部右參議吳廷燮草擬，署右台灣包養參議汪榮寶參定）；（3）法部尚書戴鴻慈；（4）法部左侍郎紹昌、右侍郎張仁黼；（5）農工商部（農工商部丞參下行走道員袁思亮執筆） ； （6）總管內務府年夜臣奎俊、繼祿、增崇、莊山，上駟院卿英瑞，武備院卿文煦，奉宸院卿書正；（7）都察院都御史陸寶忠、副都御史伊克坦、副都御史陳名侃；（8）年夜理院正卿張仁黼、少卿劉若曾；（9）內閣中書王崧策； （10） 內閣中書馬士杰；（11）翰林院庶吉人章梫； （12）掌河南道監察御史惠銘； （13）京畿道監察御史崇興、掌京畿道監察御史成昌、掌京畿道監察御史吳鈁、京畿道監察御史沈潛（趙啟霖代作，見《趙瀞園集》，第6 － 8 頁） ；（14）掌浙江道監察御史儼忠、王步瀛，掌云南道監察御史宗室榮凱、蔡曾源；（15）掌江蘇道監察御史貴秀、掌安徽道監察御史宗室瑞賢、掌安徽道監察御史葉在琦；（16 度支部福建司郎中閔荷生；（17）陸軍部主事吳以成；（18）陸軍部主事裘冕群；（19）法部主事王之范；（20）順天府；（21） 奏調郵傳部翰林院庶吉人章梫。未置能否的1 份說帖簽名是學部（學部左丞喬樹枏執筆）。主駁的4 份說帖的簽名分別是：（1） 理藩部尚書宗室壽耆、左侍郎堃岫、右侍郎恩順； （2） 內閣中書王在宣；（3）禮部郎中齡昌； （4） 法部主事梁廣照。加上張之洞所作，年夜學士世續、張之洞、外務部尚書袁世凱三人簽名的一份共計27 件。

[13]陳衍：《顧黃王三儒從祀文廟議》，《石遺室文集》第6 卷，《陳石遺集》上冊，福建國民出書社2001 年版，第479—480 頁。陳衍這篇說帖本是代榮慶所擬，但榮慶的態度是主駁，所以未為所用，見陳聲暨、王真編《石遺師長教師年譜》第5包養價格ptt 卷，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277] ，臺北，文海出書社1969 年版，第184—185頁。

[14]胡玉縉：《擬準御史趙啟霖奏請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從祀孔廟議》，《許庼遺集》（底稿）第1 冊，復旦年夜學圖書館躲，第115—116 頁。

[15]胡思敬：《衡陽昆山余姚三師長教師從祀孔廟議》，《退廬文集》第1 卷，《退廬選集》，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443] ，臺北，文海出書社1969 年版，第167—182 頁。

[16]《法部尚書戴鴻慈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2 卷，第6 頁。

[17]《都察院都御史陸寶忠等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2 卷，第12 頁。

[18]《平易近政部尚書肅親王等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2 卷，第3—4 頁。

[19]《法部尚書戴鴻慈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2 卷，第4—5 頁。

[20]光緒四年王夫之請祀被駁的來由，見郭嵩燾《禮部議駁明儒王夫之從祀文廟請飭部備案折》，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4 卷，第31—33 頁，原檔見中國第一歷史檔包養心得案館躲軍機處錄副奏折，03 /5529 /017；光緒十二年黃宗長期包養羲、顧炎武請祀被駁的來由，見《年夜學士李鴻章等奏》，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4 卷，第19—21 頁，此奏又見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2 冊，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2038—2039 頁，以及《年夜學士額勒和布等奏》，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4 卷，第25—27 頁，此奏又見《光緒朝東華錄》第2 冊，第2067—2068 頁； 光緒二十一年王夫之請祀被駁的來由，見李鴻章等《奏為按照奏定則程會議具奏事》，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4 卷，第36—38 頁，原檔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躲軍機處錄副奏折，03 /7174 /010。

[21]陳衍：《顧黃王三儒從祀文廟議》，《石遺室文集》第6 卷，《陳石遺集》上冊，第479 頁。

[22]胡玉縉：《擬準御史趙啟霖奏請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從祀孔廟議》，《許庼遺集》第1 冊，第115—116 頁。

[23]《法部侍郎紹昌等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2 卷，第8 頁。

[24]《京畿道監察御史崇興等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3 卷，第3—4 頁。

[25]《陸軍部主事裘冕群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3 卷，第12 頁。

[26]《年夜理院正卿張仁黼等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2 卷，第14 頁。

[27]《理藩部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3 卷，第16 頁。

[28]曾國藩謂：“[ 王夫之] 歿后，巨儒迭興，或攻知己捷獲之說，或辨《易圖》之鑿，或詳考名物、訓詁、音韻，正《詩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享之儀，號為卓絕。師長教師皆以發之于前，與后賢若合符契。雖其著作太繁，醇駁互見，然固可謂博文約禮、命世獨立之正人已。”見曾國藩《船山遺書》序，王夫之：《船山遺書》第1 冊，同治四年金陵節署本，第1 頁。

[29]《法部主事梁廣照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3 卷，第22—23 頁。

[30]《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三，中華書局1997 年版，第1596 頁。

[31]《禮部郎中齡昌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3 卷，第20—21 頁。

[32]《內閣中書王在宣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3 卷，第16—20 頁。

[33]胡思敬：《衡陽昆山余姚三師長教師從祀孔廟議》，《退廬文集》第1 卷，第175 頁。

[34]《御史胡思敬奏立憲之弊折》，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中華書局1979 年版，第345—347 頁。

[35]《吏部主事胡思敬陳言不成輕易改造官制呈》，《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第431—436 頁。

[36]胡思敬：《衡陽昆山余姚三師長教師從祀孔廟議》，《退廬文集》第1 卷，第178 頁。

[37]《吏部主事胡思敬陳言不成輕易改造官制呈》，《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第433 頁。

[38]《御史胡思敬奏立憲之弊折》，《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第346—347 頁。

[39]《御史胡思敬奏立憲之弊折》，《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第347 頁。

[40]胡思敬：《衡陽昆山余姚三師長教師從祀孔廟議》，《退廬文集》第1 卷，第180 頁。

[41]《年夜理院正卿張仁黼等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2 卷，第15 頁。

[42]《掌江蘇道監察御史貴秀等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3 卷，第5 頁。

[43]章梫：《先儒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從祀孔廟議》，《一山文存》第8 卷，第372 頁。

[44]《禮部侍郎張亨嘉擬奏》及曹元忠按語，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4 卷，第1—5 頁。

[45]《禮部郎中吳國鏞擬奏》及曹元忠按語，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4 卷，第5—18 頁。

[46]吏部尚書陸潤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名侃均有說帖贊成三儒從祀，而此次又隨同畫諾，這本是實行當時的正常法式，不克不及將他們認定為所謂“主駁派”的成員。戶華為即認為：“以禮部尚書溥良為首，郵傳部尚書陳璧、吏部尚書陸潤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名侃等擁護，構成了駁黃派”[ 見戶華為《晚清社會思惟變遷與圣廡的最后表演———顧、黃、王三年夜儒從祀風波探析》，《社會科學研討》2005 年第2 期，第138 頁] 事實上，不僅陸潤庠、陳名侃已經有贊成從祀的言論，也沒有證據表白溥良和陳璧是三儒從祀堅定的反對者。

[47]《禮部郎中吳國鏞擬奏》之曹元忠按語，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4 卷，第18 頁。

[48]《軍機年夜臣世續等說帖》，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2 卷，第1—2 頁。

[49]《軍機年夜臣世續等說帖》之曹元忠按語，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2 卷，第1—2 頁。

[50]《明夷待訪錄》對于孟子、方孝孺等前賢思惟的繼承，以及它與同時代人物如東林黨人的共通之處，早經學者指出。參見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惟史》，遼寧教導出書社1998 年版，第548—566 頁； 薩孟武《中國政治思惟史》，東方出書社2008 年版，第436頁； 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及島田虔次為此書所作的序，李慶、張榮湄譯，上海古籍出書社2006 年版。

[51]孫家鼐在光緒十年對黃宗羲、顧炎武從祀的支撐，見《翁同包養管道龢日記》第4 冊，光緒十一年仲春五日條，中華書局2006 年版，第1978—1979 頁； 孫家鼐與翁同龢聯名上奏的奏折見《三儒從祀錄》第4 卷，第27 頁，原折見中國包養甜心網第一歷史檔案館躲軍機處錄副奏折，03 /5543 /021。《清史稿?孫家鼐傳》及《清史列傳?孫家鼐傳》亦有記載，不過時間有誤，具體辨正見何冠彪《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進祀文廟始末》，《明清人物與著作》，第93—94 頁。[52]關于曹元忠草奏之前，先探得孫家鼐意旨的細節，見涵秋[雷瑨] 《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三師長教師從祀記》，上海《文藝雜志》，1915 年第8期。

[53]《禮部奏》，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1 卷，第1—3 頁，此奏又見《光緒朝東華錄》第5 冊，第5993—5994 頁。

[54]《禮部奏》之曹元忠按語，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1 卷，第3頁。

[55]好比章太炎就斥其“不為佐蒼生，亦不為保乂國家，惟擁護皇室尊嚴是急”，并舉其“廢疾”六條，稱“虜廷之疾已逝世不治，而欲以憲法療之，憲法之疾又逝世不治”，見章太炎《代議然否論附虜憲廢疾六條》，張枏、王忍之編：《辛亥反動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3 卷，生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7 年版，第100 頁，原載《平易近報》第24 期（1908 年10 月）； 又有論者謂其有“悖正義、昧法理、反事實”三條年夜謬，只不過以憲法之名掩蓋專制之實罷了，見蓀樓《憲法年夜綱芻議》，同上書，第3 卷，第678—693 頁，原載《平易近聲》第1 期（1910年5 月）。

[56]《年夜學士孫家鼐奏附片》，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1 卷，第7 頁。

[57]《立憲紀聞》，原載《東方包養妹雜志》臨時增刊《憲政初綱》，轉引自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反動》第4 冊，上海國民出書社1957年版，第15頁。

[58]《設立資政院派溥倫孫家鼐為總裁并會同軍機年夜臣擬定院章諭》，《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冊，第606 頁。

[59]僅以光緒三十四年七月為例，一個月內就有各省士平易近、請愿代表及預備立憲公會等共七批通過都察院呈遞了請求速開國會的請愿書。見韋慶遠《清末憲政史》，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1993年版，第246—247頁。

[60]《協理京畿道監察御史徐定超奏》，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1卷，第8頁。

[61]《學部侍郎嚴修等奏》，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1 卷，第13頁。

[62]胡玉縉：《題顧師長教師祠卷子》，《許庼遺集》第1 冊，第67頁。

 [63]郭曾炘：《請特準將故儒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并從祀文廟折（又附片）》，《郭文安公奏疏》，郭則澐編：《侯官郭氏家集匯刊》，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299），臺北，文海出書社1969年版，第1277頁。

[64]《學部侍郎嚴修等奏》，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1 卷，第15頁。

[65]胡玉縉：《擬準御史趙啟霖奏請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從祀孔廟議》，《許庼遺集》第1冊，第113頁。

[66]郭曾炘：《請特準將故儒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并從祀文廟折[ 又附片] 》，《郭文安公奏疏》，《近代中國史料叢刊》（299），第1278頁。

[67]涵秋[雷瑨]：《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三師長教師從祀記》，上海《文藝雜志》，1915年第8期。

[68]曹元忠編：《三儒從祀錄》第1 卷，第1 頁，又見《光緒朝東華錄》第5冊，第5994頁。

[69]許寶蘅：《許寶蘅日記》，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04頁。

[70]胡思敬：《國聞備乘》第3 卷，“三師長教師從祀”條，第15頁。

[71]《年夜事記》，《東方雜志》第5卷第10期，1908年10月25日，第90頁。

[72]孟森：《孟森政論文集刊》，中華書局2008 年版，第154頁。關于孟森在這一時期的活動，可參看該書媒介。

[73]郭曾炘：《檢舊篋見前議三儒從祀孔廟疏稿感賦》，《東方雜志》第17 卷第16號，1920年8月25日，第95頁。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