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翔：從費穆找九宮格空間說開往–文史–中國作家網
一
我自南昌調來深圳，曾經二十四五年了，深圳的唸書運動并非有個一年一度的唸書月才昌隆，日常的唸書運動也非常活潑，以我謀劃兼掌管的深圳書城周五晚八點“文學談”為例，這是一個保持了十五六年的全國粹習brand講壇，來自全國各地的傳授、作家、評論家、詩人及刊物編纂，每周五在此次序遞次表態。文學談是一個泛概念，汗青、科普、影視、音樂、跳舞及人文地輿諸方面都可以談，只不外文學一直處于焦點地位。現實上，不少文學傳授或作家，他們的視野、寫作與研討已超越文學的鴻溝。
前一段時光，我請來山東年夜學文學院傳授馬兵做客文學瑜伽場地談，他講的是：費穆《小城之春》與西方片子美學；越日下戰書他在龍華書城“對話大師”講壇的講題，也與熒屏相干：論作為倫理情節劇的《人人間》。
原認為這位學問與談鋒可以混為一談的七〇后才俊，逸致旁出，一手做文學，一手搞影視。經聊得知，他是研討二十世紀四十年月的文學之時，想了解一下狀況那時的中國片子樣貌，于是留意到了費穆的片子，尤其是他的《小城之春》。
早在三十多年前，我的一位老友，中國片子藝術研討中間的研討員陳墨就提示過我看《小城之春》。他著作等身，寫過《張藝謀片子論》《陳凱歌片子論》——且給這兩位導演各寫了兩本，還有《黃建新的片子世界——成人的游戲》《中國片子十導演論》……此中便有分析費穆的一本：《流鶯春夢——費穆片子論》。
多年前經陳墨提示，看過費穆《小城之春》的印象猶存：一部一九四八年拍攝的口角片，人物簡略，故事有點兒懸念，卻也沒有升沉。一個帶點三角戀的故事，自始至終沒有戲劇性瑜伽教室的牴觸與飛騰。可以說是發乎情、止乎禮，固守不偏不倚，有無法，卻沒有悲叫；有難過，卻沒有哀怨；有憂傷，卻沒有沖突。
馬兵此次做客深圳書城“文學談”，讓我重溫了這部片子故事——假如說，它還有點可以陳述的故事的話：戰后江南小城一對平凡夫妻，丈夫戴禮言體弱多病，老婆周玉紋逐日在買菜、煎藥、繡花中打發著煩悶無趣的時間。某日，禮言舊時同學章志忱來訪，而他恰好又是玉紋昔時的初愛情人。志忱的到來讓玉紋本已心如止水的生涯出現微瀾，她盼望志忱能從頭給她在凡庸的生涯里被耗費殆盡的戀愛，而志忱也一向對玉紋不曾忘記。洞悉了本相的禮言欲服藥自殺玉成二人，令志忱、玉紋懊悔不已。志忱選擇分開，一切復又如舊。玉紋和禮言帶著不克不及平復的隱痛登上小城縱目了望，難免思路萬千。
不了解費穆有無遭到過魯迅的影響。魯迅師長教師的《娜拉走后如何》已經提出過一個傳播長遠的名言：“人生最苦楚的事是夢醒了，才發明無路可走。”他的《傷逝》《在酒樓上》等名篇實在都從分歧角度詮釋過“無路可走”的人生逆境。費穆的片子看獲得戰后的斷壁殘垣，枯寂荒涼的田野，卻沒有寫饑饉、避禍，更沒有寫烽火、逝世傷。所謂年夜時期都是佈景，被畫面推得很遠，最多算是影影綽綽。一個困厄的小家，連鄰里都不曾呈現；大家庭里，男主人的病痛與茍安，女主人的庸常與不甘，是昏暗的主旋律。女主人的初戀志忱倏忽而至，如同一塊瓦片飛過一潭逝世水，削起一串漣漪，主旋律傍邊才泛動起了一縷亮色。
馬兵從技巧和內在的事務兩個層面，分析了《小城之春》與西方片子美學的襟帶或折射，此處的西方片子美學，重要是指中國片子美學。他講到了片子的兩種時光：本領時光和本文時光；講到了敘事人稱和敘事視點；講到了景深調劑和排場調劑；講到了西洋畫的核心透視和中國畫的散點透視。講者在“家與城”的年夜敘事下，突顯了“蘭、燭、水、月”四個片子中著意表達的意象。
我與馬兵對話，從多角度分析了費穆這部經典片子的多重美學神韻。女主人玉紋給初戀志忱的臥室送往了一盆蘭花，蘭花在中國文明的語境里，寄義富饒：高潔而纏綿，寂寞且羞澀。最典範的表示莫過于李白的《古風·孤蘭生幽園》：“孤蘭生幽園，眾草共蕪沒。雖照陽春暉，復悲高秋月。飛霜早淅瀝，綠艷恐休歇。若無清風吹，噴鼻氣為誰發。”好一株空谷幽蘭，得有人觀賞，噴鼻氣才不至于裊裊而逝！女為悅己者容的淡淡幽怨，經由過程一株孤寂的蘭花，得以婉約表達。至于女主人幾回撲滅的燭炬，無由令人想起李商隱的詩：春蠶到逝世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月上柳梢頭，人約傍晚后；人有離合悲歡，月有陰晴圓缺；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月既是愛與美的象征，也是伶丁情懷、永恒時空的對應。
一部《小城之春》，經由過程西方或謂中國傳統美學諸要素漸漸浮現，一言以蔽之，中國詩學特征貫瑜伽場地串了片子的情勢與內在的事務。
我談及片子中的五小我物，可以對應京劇中的幾個主要腳色，如女主人玉紋，是青衣（正旦）；兩個漢子，禮言和志忱是小生；還有一個活躍的女腳色、戴禮言的妹妹戴秀無疑是旦角。至于男傭老黃則是丑角，無丑不成戲，盡管老黃在該片中進場起碼，卻也不成或缺。他在門外路邊傾倒禮言用過的藥渣——國人陋習，以為把熬過的藥渣倒在路邊會讓踩過的人帶走倒霉與疾病，僅此一幕，便把他的丑角抽像定型了。
戴秀這個腳色的戲份顯然比老黃重良多，她的進場一為貫串，二為提亮。戴秀是戴禮言教學場地的妹妹，她在片子中有兩次進場比擬主要，一是在哥哥、嫂子和主人志忱眼前舉止高雅地唱歌，唱的是一九三七年周璇演唱過的《海角女樂》：“海角呀天涯覓呀覓知音，小妹妹唱歌郎彈琴，郎呀我們倆是一條心……”這一段唱可謂一舉兩得，一是流露待字閨中的戴秀對一位生疏男人到訪的好感；另，也直接傳導了玉紋的心聲。
戴秀還有一次進場是在她的誕辰家宴上，這也是片子中為數未幾的五人同時進場的一次。因是戴秀過誕辰，一切人都顯得比擬放恣，若為禮言、玉紋和志忱任一人慶生，都難以經由過程喝酒及劃拳，顯露怒氣的一面。概因全部片子音調偏暗偏沉，一個熱烈的誕辰場景，可以提亮顏色；亦可由此長久開釋人物心坎的壓制與憋屈。戴秀的“扮演”與中國傳統戲劇中的旦角是吻合的，活躍放縱，相似《西廂記》中的紅娘，《春草闖堂》中的春草。
盡管一九四八年《小城之春》公映之時，就呈現了一些“那么慘白、那么病態”“最基礎忘了時期”的批駁，仍無妨此片子耐久彌新，值得后人咀嚼。該片于一九九五年被評選為中國片子九十年汗青上十部經典作品之一；二〇〇五年被金像獎評為百年百年夜片子第一名。一九九五年，留念世界片子出生一百周年、中國片子出生九十周年時，費穆被授予中國片子世紀獎導演獎。
二
馬兵后來給我發微信很謙遜地表現：您昨晚講的生旦凈丑是我沒想到的，很受啟示。費穆確切對中國舊戲很是熟習，他和梅蘭芳還一起配合拍攝過《存亡恨》。
我查得材料：《存亡恨》這部京劇藝術片是中國片子史上第一部黑色影片，由費穆執導，華藝影片公司一九四八年攝制。齊如山原著，梅蘭芳主演韓玉娘。故事講述北宋末年金兵進侵，士人程鵬舉和少女韓玉娘被金兵俘虜，發配到張萬戶家為奴，并在俘虜婚姻軌制下結為佳耦。玉娘激勵丈夫逃回故鄉，當兵抗敵。她在丈夫逃脫后，歷盡患難，流浪尼庵，輾轉重返祖國。程鵬舉因抗金有功，出任襄陽太守，后賴一鞋為證，得與玉娘重圓，但玉娘已臥病不起，憾但是逝。
看費穆的片子，聽馬兵的講座，我同時想起可謂華語文學界俊彥的白先勇。多年前，我在《白先勇自全集》（花城出書社，1996年6月）中讀到他一篇《社會心識與小說藝術——五四以來中國小說的幾個題目》，這是他在一九七九年噴鼻港首屆“中文文學周”上的一次演講。白先勇以為：“五四以來中國古代小說的主流一向表示著一種激烈的社會心識，這個主流也就是以魯迅、巴金、茅盾、丁玲為首，以及后來很多右翼作家創作的一種寫實主義小說……評論家往往以小說中的社會心識能否合適于某種社會政治的教條主意作為小說的尺度，而小說的藝術性反而成為主要。”白先勇以為，一篇小說的社會心識與其藝術價值并不用要相互沖突，彼此不容。這些作家中表示最傑出的是魯迅，他的《徘徊》《呼籲》之中，那些保守背叛的社會心識，遭到了相當的藝術控制，如《孔乙己》，“固然在鞭撻舊社會，但魯迅對孔乙己這個象征舊社會掉隊的人物，卻懷有相當的同情與清楚”。
白先勇同時羅列了別的兩位有名作家茅盾和巴金的各兩部作品停止平行比擬。比擬茅盾的是《半夜》和《春蠶》，普共享空間通評論以為，《半夜》的意義是描繪了上海的都會罪行以及本錢主義的衰敗。“但從小說藝術的不雅點來看，這是茅盾的掉敗之作，這本小說的文字技能相當粗拙，人物描述，止于浮面，尤其是書中配角本錢家吳蓀甫，茅盾筆調老練。我數了一下，書中吳蓀甫奸笑過十幾回。這兩個情感化的字，用一次曾經嫌多，茅盾描述統一小我，竟用了這么屢次。據我清楚，舊社會中的年夜上海商人，年夜多手腕油滑，敷衍人，八面見光，不成能成天奸笑。茅盾筆下的本錢家，是一個概念化的人物，缺少真正的感。”白先勇對茅盾另一篇具有激烈社會心識主題的小說《春蠶》卻非常稱道，這篇側寫了帝國主義經濟侵犯，中國鄉村破產的小說，“把老通寶塑形成一個有血有肉，令人尊敬愛好的老農夫，尤其描述中國農夫養蠶的那一場，那種近乎宗教忠誠，寫得異常細致動聽。與《半夜》中的粗拙草率，恰成對照”。
他比擬巴金的兩部作品是《家》與《冷夜》，孫道臨、張瑞芳、黃宗英以及潘虹、許還山等名演員，都分辨出演過這兩部小說改編的片子。無論昔時抑或此刻，《家》這部主意家庭反動，顛覆舊軌制，具有激烈社會心識主題的小說，都被以為是巴金的代表作。白先勇卻以為，“他在抗戰時代的長篇小說《冷夜》，在藝術成績上，要比《家》高得多”。緣由在于，《家》佈滿五四時期的所謂“新文藝腔”，“是一種很是不天然，矯揉造作的說話。並且巴金愛好在小說中言傳身教，作者攪擾很是兇猛。作者的愛憎成見，在《家》這部小說中，在在可見”。《冷夜》固然缺乏《家》里面的反動認識，“但小說中的人物描繪，要比《家》細致真正的得多”。
對白先勇的這些文評，當然可以見仁見智。我之所以對白先勇二三十年前的這段文字過目難忘，在于他對統一作家的作品，有一個平行比擬，臧否互見。他也警告了后來的寫作者，若何在作品中均衡社會心識與藝術尋求，若何寫出一部甚至更多具有恒凡人性及審好心義的作品，其心可憫。記得十七八年前，我請他到深圳年夜學師范學院國際會議廳授課，很想移船就礎?于相干話題，無法他那時曾經陷溺在昆曲《牡丹亭》芳華版的推行，且行色促，得空就小說睜開更多的分析與言說。
此文之所以拈出費穆《小城之春》以及白先勇比擬小說名家作品的短長，往返顧、發微與引申，蓋因時間飛逝，“題目”仍存。我們的作家在尋求時期感、社會性與巨大敘事的經過歷程中，思惟年夜于抽像的作品俯拾皆是。尤其是創作鴻篇巨制之時，那種年夜跨度、年夜場景、年夜主題一向夢繞魂牽，揮之難往，可把握起來，卻空疏而惶然、粗糲而浮表、拖拉而贅疣。有評論家一言以蔽之：史詩情結陰魂不散——言重了，但也不掉為良藥苦口。
異樣是表示離亂、戰鬥與磨難，汗青年夜事務的不出席當然值得稱道，我們喝彩有年夜制作源源涌出；化身為小說敘事或熒屏浮現，除了正面出之，更多的大人物、小場景、大事件的切進，勾畫與涂抹，異樣緊要。小我及家庭的難過、徘徊、哀婉與蔓延，如能折射出年夜時期的風雨滄桑，或許，更為活潑而具有耐久的藝術性命力。
《紅樓夢》不是嗎？
還有，費穆的《小城之春》。
